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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精神病痛手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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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的诞生在中国应该是一个奇迹，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精神病人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艺术中心。然而，更多的挑战还在后面，比如我原以为精神病人只是在医院里才失去自由，其实不然，走出医院的精神病人受到的限制甚至比精神病院里病人更多。在祖堂山精神病院里至今仍住着两位艺术天赋较高的精神分裂症康复者，一位叫王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49岁，现在他已56岁。王军是一个农民，他喜欢画画，自从我将他的画介绍给公众后便受到很多人和机构的青睐，为了帮助他成为一名原生艺术家，我多次试图说服医院为他提供画画的条件，但都被拒绝，我又向他的妻子求助，希望他妻子接他出院由我们来照顾他，同样也被拒绝，他妻子不相信任何人，也包括她自己，她只相信政府。王军住院至今已八年，他妻子一次也没有去医院看望过他。在中国如没有监护人配合，病人是不能离开医院的。我最近一次见到的王军，大脑思维功能已经出现严重的退化现象，原来强健的身体在八年的监禁和折磨中已变得弱不禁风，再谈到画画，他只是无力地摇着头。还有一位张玉宝，他住在医院里自杀过三次，他画的《呐喊》《挣扎》《带钓钩的半身人》《追梦者》同样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因为父母去世，没有监护人，他不得不在精神病院里终老一生，一年前他告诉我每天要吃大量的药，一天要睡二十个小时，起床后还被安排拖地打扫卫生。

为什么说出院的病人受到的束缚更多？因为在医院里病人往往只想到出院，其他什么也不多想，在医院里因为都是病人，所以也不会相互歧视。一旦出了医院，他们面临的是找工作、建立家庭，以及不得不与社会广泛交往，但他们的精神病史却让他们处处碰壁，所以有些人不得不将自己关闭在家中，或在与社会交往时隐姓埋名。我二哥在医院外也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有精神病史，没有女人愿意与他谈婚论嫁，为了不让工作单位嫌弃他，他总是十分努力的工作，但不得不服用的药物却常常让他倍感压抑。他之所以每隔两年都会发病，他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因，他说服用的药物让他感到异常难忍，到了两年，这种难忍就会到一种极限，他说那种感觉让他宁愿选择死亡，这时对于发病他已不再有任何畏惧，即使他很清楚发病将会给他带来哪些折磨。药物的限制、外界的歧视、小心谨慎的生活等等都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一位对他人隐瞒自己病史的康复者对我说：“没有人能理解我们，我们的灵魂都是孤独的。”

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成立后我遇到不少生活在家中的康复者，他们向我抱怨家属、社会对他们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尊重。即使是画一幅不被别人理解的画，都会被人视为是“发病”。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不得不坚持这项工作，如果社会将艺术这条路也给堵死，精神病人和精神病康复者就真的没有任何出路了。其实，社会将他们这条路堵死，同样也是堵死了我们这些正常人的一条重要生路，因为精神病人在为他们自己创造这一条精神出路的同时，也是为我们这些正常人开辟了一条通向潜意识和自然的通道，通过这个艺术之路大家都可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开阔更自由，不仅如此，不同精神属性的人也可以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与理解，使大家的关系变得更和谐融洽。

我遇到一位痴迷艺术的精神分裂症康复者，他在一民办机构做勤杂工，为了不受歧视，他一直隐瞒了自己的病史，平时一有空他就会在自己只有5平米的生活空间里画画，在见到我们艺术中心的报道后就携带着一批自己的作品给我看，我鼓励他坚持，他对我说他对自己隐瞒病史的做法感到很受屈辱，他不认为精神病有什么不光彩的，而且现在已经不需要服药，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对此，我当时只是劝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回单位后就主动向单位领导承认了自己曾经患过精神分裂症。事后他对我说，说出来之后心里就通畅多了。但那位领导却并没有理解他的坦诚，没隔两个星期竟找理由辞退了他，他哥哥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坚持反对他再画画，他哥哥坚信是画画让他不能安心工作的，同时也对我们艺术中心支持他画画表示不满，更没想到的是他哥哥在网上跟踪了我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哥哥终于理解了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并对我说画画的确让他弟弟的性情变好了许多，因为过去有很多偏见，所以也没有认真注意绘画对他弟弟精神产生的具体作用。

在中国，精神病人被妖魔化了，欲改变中国人心目中的妖魔化形象，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这种妖魔化并非是几天几年形成的，也并非是几个人和几个领导批示就可以改变。法国一位专家对我说欧洲改变公众这方面的观念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依照这位专家的理论欧洲这种观念革命是从解放人性的文艺复兴开始的。我虽然不相信中国也需要五百年时间，但在我看来至少也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因为这种观念的革命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我们今天的制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