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札记二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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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压制的、被忽视的，是个人和弱势文化模式生产含义的力量。通常，后者有一个进入合法性的名称，即艺术。个人和少数群体生成含义的能力被审慎地欢

被压制的、被忽视的，是个人和弱势文化模式生产含义的力量。通常，后者有一个进入合法性的名称，即艺术。个人和少数群体生成含义的能力被审慎地欢欣鼓舞地画地为牢为审美领域。

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所凝聚的意义遭遇的分崩离析，使得个人的生活目标无法继续进行必要的参照而产生焦虑。意义模式或文化的象征图式的解体，注定了要由社会与个人承担其不良后果。社会的症状渐渐陷入恐慌不安、疑虑、缺乏信心和诚信、暴力化、色情化和腐败的普遍化。

在读到下面这段描述时，我意识到自己曾经以一个病患者的身份表达过这样一种苦痛从心理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层面向身体的转移，描述过痛苦发生转义、隐喻的方式。“在许多非西方社会，躯体化（个人和个体间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已经成为生活苦难的一种首要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精神疾病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事实上，苦痛与疾病难以被局限的医患关系理解，也难以在医患关系中消除。这是医患关系中最令双方感到失望的状况。精神病学的症状，抑郁、焦虑等很难通过医患关系的干预得到真正治疗，真正强有力的因素是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转化因素。在一个注释里，这位医生谨慎地表达了他的医生生涯之外必要的哲学直觉：“当中国的精神医生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在中国进行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高度指导性的、支持性的治疗，强调建议、道德劝诫和谈心。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学习这个概念传递了完善个人性格、改变个人想法、发展自我控制并且进行自我批评来改善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儒家观点。中国精神医生说到精神治疗的时候，通常指的就是谈心和学习。……中国精神医生期望能凭借这种干预来弄清楚病人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发展病人的社会良心和动机来改善自我，把病人重新整合进社会群体（家庭和单位）中去。这个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化和个人探索的精神治疗概念非常不同，但是却与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社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相符合。”或许，比起精神分析学，更欠缺把痛苦升华至精神层面的苦痛的表达，不要说疾病与苦痛的个人道德与精神价值的正面含义了。只有尚未完全放弃个人思想、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理性怀疑精神的人，才可能更深地感受到精神上的极度不适，产生抑郁和焦虑，以及自我认知的分裂与社会认知上的深刻冲突。我想起在写《痛苦：对一份疾病的评注》一文时所希望获得的那种合法地表达内心苦痛的权利，表达痛苦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把自身从医生的躯体化苦痛的阐释中解救出来，表达出社会伦理情感的挫败感和对社会生活的去道德化的某种疑虑。希望给予疾病和苦痛以抗议的语言。

凯博文1980年在中国湖南的临床经验是富有洞察力的，他通过一些案例说明疾病的社会功能，在这种观察方式中，疾病如同患者的一种生活策略乃至社会化的行为策略，在一个人人必须“积极向上”或“思想健康”的社会情境中，患者拒绝对自身的疾病进行精神性的诊断，这或许是防御性的措施，“我之所以悲伤和激动是由于生理疾病！这才是我的真正问题，我的心脏病。”患者的疾病行为一旦产生，“就会被吸纳进特殊模式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构成了他的生活世界。因而，他的疾病表达了他的社会状况，并且成为了导致他痛苦的那些社会环境上的一个潜在杠杆。”

当然可以说，人们处在一种压迫性环境和制度中可以把疾病作为一种个人进行讨价还价的手段，或一种退避的生活策略，但是事实上，除了患者所置身其中的家庭之外，疾病所拥有的力量相当有限，而非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甚至连死亡也不能成为一种有力的报复，除了死亡所含有的对亲人的谴责，留下遗恨与“复仇”之外，连死亡这种抗议也是弱者的行为，很难说是一种聪明的生活策略。或许可以把疾病视为调适的失败或拒绝调适自己的结果。就此而言，不是临床医学的记录，而是文学话语甚至是私人日记保留了更深刻的见证。缘于私人日记在政治运动中最容易成为个人最无可反驳的罪证，人们常常提前销毁了这些证据，甚至根本就没有留下过这一见证。难以估量的苦痛在个人无助的腹语中消散。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0/0713/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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