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札记二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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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组织和控制我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支配性力量（权力和结构）渗透了我们的心理——身体状况。我们隐秘地建构了一个身体——社会系统，因此，疾病与苦痛

组织和控制我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支配性力量（权力和结构）渗透了我们的心理——身体状况。我们隐秘地建构了一个身体——社会系统，因此，疾病与苦痛的感受不仅仅属于身体，也属于社会的一个表征。合法的和理性的支配力量被人们较为顺从地在理性的范围内接纳了，而那些令人感到丧失尊严、令人感到羞辱与苦痛的控制也在更加剧烈的不适应的感受中被人们内在化了，后者造成了更深的和更普遍的伤害。

“精神疾病首先产生了躯体性不适，接着破坏了病人使那些不适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努力。全世界的精神科医生都非常了解这种情况。这说明躯体化的用途是有社会局限性的，精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限制了躯体化的作用。病人既不是社会的囚犯，也不是医学障碍症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囚犯。事实上，他们被囚禁在个人内在病理的铁笼里；他们也是被一种个性所囚禁，这种个性不仅产生疾病和自我欺骗，并且导致社会异化甚至污名化。”

精神上的脆弱性就是易感性。反之，精神的易感性就是它的脆弱性。而迟钝与麻木这些“病理性”的特征却变成了身体（肢体）“健康”的前提。精神的脆弱性的确是包含身体苦痛在内的疾病与苦痛的一个媒介，易感性使得身体成为一种致病的媒介，但精神的脆弱性也是疾病与苦痛的一个根源。

“压力可以对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个体产生作用，致使完全正常的身体反应被误解为病痛的症状，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情感唤起和个人痛苦的精神——生理联合体被放大了，并被贴上了病痛的标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精神的和躯体的症状可能由于个人或文化原因没有得到区分，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分开表达。个体只会表达那些与抑郁、焦虑或者愤怒情感关联的具体化的身体状况。在病人所处的社会群体和自己的解释模型中，也许暗含着一种理解：这些身体不适同时传达着精神的和身体的含义；不过生物医学专家给临床带来的二元框架和生物学还原论使医生倾向于把问题诊断为身体障碍。而且，许多运用在这种个人苦痛综合征上的常用术语也强调问题的生理学性质。针对个人和家庭苦痛的精神——社会照顾通常是作为对所谓的身体问题的医学治疗的一个部分而间接提供的。”（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躯体化不仅得到了医学上的认可，也得到了文化规范的积极认可，与此相反，对苦痛的精神病学化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它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病人选择性地感知和表达苦痛的精神生理症状的生理部分，同时压抑和否认精神病症状。即使是病人自身，也倾向使病痛的感觉和语言方面带有显著的躯体化烙印，而无视其精神病学的迹象。在我们自身的社会语境里，除了“神经病”、除了“神经衰弱”的修辞模式，很少承认精神病学的存在。社会认可与支持的文化模式建构在求医的躯体性模式之上，缺乏精神性的模式，即寻求的是医疗设施和治疗，而非精神治疗。一种文化规范或制度选择希望使人的苦痛不含有道德意义，不含有社会含义，将之交付医疗技术去处理。这是对疾病的政治含义的否认，对疾病的精神意义的否认与压抑。而这一点，正是一些精神疾病的根源。

个体表达了苦痛的躯体化层面，医患双方都关注着疾病或病痛的这一具体化的身体状况，精神病学则专注着疾病与病痛的心理学的含义。事实上，在医学之外，社会关于个人的痛苦有着更为广义上的关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神学，还有诗学，以各自的修辞方式描述着人的各种隐秘的苦痛，它们关注的既非单纯的疾病亦非病痛，而是关于痛苦和人世间应对苦痛的一种文化实践。

疾病是一种广义的包含着身心感受的状态，而非仅仅是临床医学和器械所确认的病理性创伤，这是一种广义上和真切含义上的创伤。最常见的是道德的、道德情感的伤害，人格的、人格尊严的侮辱，经济的、福利的剥夺，以及奖赏与处罚制造的紧张，人际的和个人内心的多重意义的紧张，非创造性的生活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无价值的生活感受，负面的和消极的自我评价，期望的落空，生活预期的严重偏离……脆弱的个人生命中充满着无尽的和难以想象的创伤，难以言说的苦痛。除了道德的和精神创伤的身体化之外，除了被命名为躯体化的疾病之外，宗教分担着又制造着多少疾病，政治分担又加剧着多少疾病，经济生活分摊又加强着多少贫病交加的感受，战争则是集体的精神癫狂发作。

为了摆脱个体的孤独，集体或群体又为个人制造了多少深重的灾难；五花八门的信仰体系给了人们多少安慰，又制造出多少冲突。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0/0713/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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