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渔邨: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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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们很快就陆续被各单位分头接走。 30个医学研究生兵分两路，有14人去了列宁格勒，而沈渔邨等16人留在了莫斯科。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

他们很快就陆续被各单位分头接走。30个医学研究生兵分两路，有14人去了列宁格勒，而沈渔邨等16人留在了莫斯科。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的知识，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已学习一年的沈渔邨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国内奇缺精神病科的医生，上级让她转学精神病学。沈渔邨又一次服从了组织安排，转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精神病科改学精神病学。没想到这成为了她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40年后，当黎莉医师问及沈渔邨院士，当年在苏联你被要求改换志愿时，你当时有什么想法?她淡淡地说:“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走了搞精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沈渔邨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学校里也曾讲授过精神病学，但毕竟不成体系。沈渔邨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她需要自学精神病学方面本科的课程。但是，这些都没有难倒沈渔邨。1955年8月，沈渔邨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有关强迫状态的治疗及病理生理机制”，部分内容发表在1959年的苏联精神病学杂志上。同年9月，她荣获斯坦汉诺夫突击手奖，以褒奖她的勤奋和优秀。不得不说，莫斯科确实是沈渔邨的福地，她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与当时留苏学生总书记，后来的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同志，从相识到相恋，并于1955年6月回国前夕结为革命伉俪，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

2005年，沈渔邨和钱信忠在北京家中的金婚纪念留影

迎难而上硕果累累

195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使用氯丙嗪治疗后周璇即将复出的消息。沈渔邨的第一反应便是，氯丙嗪改变了大脑的生化反应。这种猜测，后来便转化为她从事精神药理研究的起始点。1962年，沈渔邨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精神(神经)生化研究室”，开始探讨神经介质与精神疾病及精神药物的关系，以及神经介质在精神病理及精神药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964年，由张文和和沈渔邨合作撰写的有关“5-羟色胺”的论文发表。让沈渔邨没想到的是，就在这2篇文章发表不久，国外精神病学界便知晓了沈渔邨这位中国的精神病学家。

1973年，北医三院恢复了精神科的建制。沈渔邨被推选为精神科主任，此时我国精神病学学科的严重倒退，亟须恢复和发展。1974年6月，沈渔邨从我国社会文化、卫生系统的特点出发，在北京市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农业人口中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1977年2月，沈渔邨组织完成了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在海淀区11个人民公社和一个国有农场，进行了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的建网和流行病学调查，寻求了一条解决广大农村精神病患者医治难问题的途径。

1978年3月，为了及时向国内同道介绍国际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的进展，反映建国以来我国精神病学发展和防治工作的经验，推动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尽快缩短和弥补我国精神病学于由文革造成的差距。在沈渔邨的倡议和组织下，全科医生与国内有关兄弟院校共同编写了《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1980年10月，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正式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对我国精神病学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的大门终于再次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学术界再次与世界有了联系。WHO开始对中国很多不同的学科给予一定的资助，其中也包括精神病学。1979年3月3日，56岁的沈渔邨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丹麦、英国、瑞士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参观访问学习，并在英国接受了WHO的培训。7个多月的奔波，走过了一家家单位、机构，沈渔邨对国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有了清楚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国外访学归来后，沈渔邨下定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zonghexinwen/2020/1102/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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