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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贝克特戏剧人物的身心异常现象(4)

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7-1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除妄想外,贝克特独角戏中的人物多数有思维奔逸、联想散漫或思维贫乏、思维阻隔等思维障碍。贝克特让我们看到,在对抗生存的荒诞中,人类的心灵究

除妄想外,贝克特独角戏中的人物多数有思维奔逸、联想散漫或思维贫乏、思维阻隔等思维障碍。贝克特让我们看到,在对抗生存的荒诞中,人类的心灵究竟有多大承受能力。

2.身体异常现象解析

贝克特戏剧人物的异常心理现象反映了人类在荒诞世界面前的脆弱和无力。剧中还有大量衰老、残疾人物形象又该如何理解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贝克特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意见。贝克特认为,形式便是内容,内容便是形式。他曾说:“我对思想的形式感兴趣,……要紧的正是形式。”[11]79

在内容与形式的同一问题上,贝克特运用得广泛而纯粹。在谈及贝克特的戏剧《美好的日子》时,马丁注意到“贝克特喜欢把一个人物固定起来,迫使他以口头说话的方式进行表达,他对戏剧在这方面的多种可能性十分着迷”[12]。比如三个女人同坐一条长凳(《来去》),把人埋在土堆里(《美好的日子》)等等。其实,除了这些四肢健全、正当壮年的形象外,贝克特还塑造了大量的残疾和年老体弱形象。照马丁的想法来看,这样做应该也是出于把人物固定在某一位置上以便喋喋不休的原因。但只要我们联系贝克特对内容与形式一致性的关注,就不应该只得出这个简单的结论。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贝克特戏剧人物的外形即是他们生存状态的外化,躯体功能的丧失和衰退是人类在外部环境面前感到无力并想退缩的直接呈现。人类在与外界遭遇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是有神护佑或有理性可倚靠的强有力的人。相反,他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弃儿,其能力不足以对抗外界。按照这种心理逻辑,人的躯体必然残缺或衰弱,以表达其行为能力缺乏或受限。

经历了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人,多数都会感受到罕见的压力。安全感丧失,生活秩序混乱,信仰失落。世界变得陌生可怕,让人无从应对。人类用自身的行为造就了荒诞,使自己的灵魂无所皈依,却又无力对抗它,导致种种心理及行为的异常乃至精神疾病。崩溃或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联手残损与衰弱的外形,使得贝克特的戏剧作品宛如一幅长长的画卷,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展现了现代人对抗荒诞的悲壮场面。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也许这样的人才是最清醒、最真实的。

贝克特离世已过20年,那些从他笔下诞生的人物无疑将使他永生。每一个阴郁地坐着的、躁狂地叫嚷的、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自嘲的,都在传达特定历史时代人类的孤独、寂寞、恐惧和无奈,传达一种无法排遣的感受——哲学家们称之为“荒诞”。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贝克特的戏剧作品与其他荒诞派作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情节简单或无情节、性格模糊、语言破碎等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关注为何贝克特戏剧作品中残疾人和老年人形象特别多?如何解释剧中人物种种怪异行为?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贝克特对20世纪50年代前后人类心理状态从内到外的全方位表现,进而揭示贝克特戏剧人物的异常外形及行为背后的深刻原因。一、贝克特戏剧人物身心异常的表现(一)心理异常现象1.幻听与幻视《脚步声》是贝克特创作的一出小型戏剧。“梅”的母亲并未真正出现在舞台上,观众只能听见她的声音。在一个深秋的星期天晚上,祈祷完毕,她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便扔下刀叉低下了头,惊恐地追问女儿是否也和她一样看到某种奇怪的东西。这种奇怪的东西在西方通常指的是“圣灵显形”。“梅”的回答让我们明白,这不过是母亲的幻觉罢了。戏剧《那时》的舞台上只有一个听众——一个悬在舞台上的老年男子的头,头发又长又白,像静电反应似爆炸开来。头的上方和两边传来A、B、C三种声音,分别代表“头”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声音多以ACB的顺序交替出现,A与C充满痛苦和落寞,B忧郁中略带温情。一个脑袋中交替出现三种声音,幻听症状已十分明显。贝克特在提示中专门强调,“除了文中提示沉默外,三种声音应合成一股声音流,前后调整而不中断”[1]228。也即,当声音出现在“头”中时,这种错乱必须是顺畅的,不由“头”控制,它仿佛有自我意识,自我产生,并对头的行为产生影响 (如:眼睛开合)。2.施虐与受虐《等待戈多》中有一对奇怪的人物——波卓和幸运儿。他们之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互补关系。一个十分暴虐,一个过分顺从,两人从头到尾都没能分离,看样子还要继续下去。波卓和幸运儿的登场好似一场施虐表演。人影尚未出现,波卓那“恐怖”的吆喝声便把戈戈和迪迪吓得缩着肩膀抱成一团。幸运儿的脖子像牲口似的套上了绳索,手上拧满了东西。波卓对幸运儿的掌控主要是通过抽鞭子和拽绳子,由于长时间的摩擦,幸运儿的颈部开始溃烂。他极度疲乏,以致站着也能打起盹来。从表面上看,波卓与幸运儿的关系像是主仆关系,但意义决不仅仅在此。幸运儿作为遭受身心迫害的对象,对施暴者有着变态的顺从。他宁愿拎着东西一直站着,也不愿把它们放下来,不是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是他自己要放弃。因为他“为了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试图赢得我的同情心,好让我放弃离开他的念头”[2]。幸运儿甘愿忍受种种非人的虐待以博得施虐者的欢心,这种无条件的依赖和顺从连波卓都觉得简直受不了,不由发出“连一只老狗都比他有尊严”的感叹。尽管为幸运儿那变态的顺从所苦,波卓仍旧离不开幸运儿,离不开自己施虐的对象。在第二幕中,幸运儿并没有被卖掉,波卓瞎了,幸运儿成了哑巴,二人的依赖关系倒变得更加牢固了。这种从精神或肉体上折磨对方却又依赖对方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终局》中的哈姆与克罗夫、《戏剧一号》中的A与B等。波卓和幸运儿是其中一对典型,施虐与受虐关系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3.动物化妄想在文学作品中,卡夫卡曾经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尤涅斯库也曾让人们一个个全变成犀牛。贝克特的戏剧作品中虽然没有这样的变形,却也在某些时候出现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动物化”场景。这种倾向早在《等待戈多》中就已出现,剧中幸运儿在进行“思想”时就曾发出动物似的叫声:Given the existence as uttered forth in the public works of Puncher and Wattmann of a personal God quaquaquaqua with a white beard quaquaquaqua outside time without extension who from the heights of divine apathia divine athambia divine aphasia loves us dearly with some exceptions for reasons unknown……[3]施咸荣等所译的中文版《等待戈多》没有将quaquaquaqua翻译出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省略了quaquaquaqua,中译文明显削弱了它非理性的力量。2006年出版的《贝克特选集》注意到了这一点,译文保留了这几声怪叫并将其处理成了定语,动物化的倾向被赋予了上帝。不管这几声怪叫归属于谁,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传达的都是一种难以排遣的荒谬感受。在《美好的日子》中,威利的表现比起格里高尔毫不逊色,他四肢健全,谈话不多,能够思维,但却像虫一样住在洞里,只能爬行。他晒太阳的姿势极像格里高尔最初仰面朝天、无法翻过身来的样子:……按我说的去做,威利,不要在这毒辣的阳光下,伸着四肢躺在那儿,回到洞里去。(略停)快去呀,威利!(看不见的威利开始向花园那边的洞穴爬去)……[4]贝克特戏剧人物的精神异常表现绝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例。比如,《戏剧一号》中的B以反复挑衅A为乐,有着强烈的攻击性;《哎,乔》中的乔既有幻听也有攻击、破坏欲望。(二)身体异常现象1.躯体的残缺除精神及行为方面的异常现象外,贝克特戏剧人物在身体方面也有诸多不寻常的地方。许多戏剧人物都有着生理上的缺陷:《终局》中的哈姆又瘸又瞎,他的父母亲没有双腿,分别住在两个垃圾箱里;《一切坠落的》(all that fall)中的鲁尼先生瞎了眼睛;《戏剧一号》(Rough for theatre I)中A也是个瞎子,坐在一张折叠凳上,胡乱刮着琴乞讨,B瘸了一条腿,只能坐在轮椅上梦想周游世界;《等待戈多》中的波卓和幸运儿最后也双双残疾。残缺的极致是身体的碎片化:戏剧《那时》中,舞台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头”,“衰老而惨白的脸,长长的引人注目的白头发好像朝上面伸展开去”[1]228;而在《不是我》中就只剩一张涂着口红的嘴了。此外,戏剧《夜与梦》(Nacht und Traume)的构思也十分独特,除了做梦人、梦中的自我之外,还有两个角色——具有自我意识并能单独行动的左手和右手。这类戏剧中的人物身体已逐渐瓦解,丧失了原来的部分功能和本质上的完整性。2.躯体衰弱除直接丧失部分躯体功能外,躯体功能弱化也是贝克特采取的又一重要途径,这也使得贝克特戏剧作品中的老人形象特别多。戏剧《那时》中的“头”牙齿掉光,长发花白;《摇摇椅》(Rockaby)中的妇女过早地显得苍老,头发凌乱灰白;《俄亥俄即兴》(Ohio Impromptu)中的读者和听者都是一头长长的白发,年纪已然不小;《一切坠落的》是出广播剧,剧中的鲁尼太太70多岁,鲁尼先生自然又老又瞎。在《克拉普的录音带》中,除了提示此人是个衰弱的老年男子外,贝克特进一步注明:白面孔,紫鼻子。头发灰白凌乱。未刮脸。非常近视 (不戴眼镜)。听力差。声音嘶哑。语调独特。行走吃力。[1]55为了充分表现克拉普的衰弱,贝克特对演员的指示到了细致得令人烦躁的地步。戏剧开场克拉普尚未发一言,打开抽屉吃了两次香蕉,到台前走了两趟,这部分内容便被分解为81个动作。如开、关、看、转身、剥、扔、放等等。其中一些动作以几乎相同的顺序重复出现。演员必须动作缓慢、表情木讷,每做一样动作都费时费力。可以说,贝克特对剧中人物身体状况的关注绝不亚于心理状态。二、贝克特戏剧人物身心异常现象的缘由前文已述,贝克特戏剧中的人物从身体到心理均有明显的异常现象。这足以表明:在贝克特看来,人的身心异常与荒诞生存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下文将尝试从存在主义、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角度来作探讨。(一)从存在主义到精神病学存在主义是荒诞派戏剧的重要哲学基础。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也即人先存在而后能自塑。他曾这样描述人类生存的实质:“……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我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5]荒诞派戏剧也力图反映人在否定和抛弃对上帝的信仰之后那种无力和陌生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与恐惧。上帝、命运将不再来主宰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得不自由地决定今后要成为什么。整个人类当时选择了什么?战争作出了回答。每一个人又是怎样经历的呢?萨特认为,人总是要选择的,不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不选择仍然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使人痛苦,“这是所有承担过责任的人全都熟悉的那种痛苦,也是人们在作出一个决定、采取一个行动时,为未来无把握的后果而必然产生的那种焦虑和压力。”[6]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也总结了三种面对荒谬时人们可能采取的反抗方式。由此可见,荒诞派戏剧中表现的由存在主义所定义的人生必然会给心理学留下重要的阐释空间:在这样一个孤独无助的时候,面对一个陌生、乖谬的环境,人的心理将会发生何种反应,行为会有何种特征,精神状态如何?许多心理学流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答。其中,精神分析学说、行为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是较为重要的几种。当这些心理学理论和技术被运用到医学,研究与疾病相关的心理问题时,又形成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医学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将人遇到外界压力时的反应称为“心理应激”,认为它是“个体在察觉到威胁或挑战,必须做出适应或应对时的心身紧张状态”[7]90。除了采取应激行为外,通常人们在潜意识中会采取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来进行自我保护。这种机制大多是一些歪曲现实的无意识的心理手段,包括否认、转移等。应激机制有可能减轻或消除心理痛苦,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些未能成功应对,产生心理失调、行为异常的人被称为“心理障碍者”,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成为精神病患者。精神医学认为“精神病性障碍与非精神病性障碍 (即俗称心理障碍)的区别就是行为表现是否出现性质改变。具体而言,正常人没有的行为如果该患者出现了,如幻觉、妄想等症状,则该患者可能患有精神病。”[8]1(二)贝克特戏剧人物身心异常现象的存在主义、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解析用医学心理学的相关原理解释人类的存在主义选择后果时我们可以看到,贝克特戏剧人物的种种异常行为正是其在荒诞现实面前应对乏力的不良后果。不管人们采取何种方式应对战后的世界,都必然采取一系列的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心理防御机制以求减轻痛苦。从精神医学角度看,贝克特戏剧人物的异常心理现象正是精神疾病的一系列症状表现。1.心理异常现象解析(1)感知障碍。幻觉“是一种缺乏外界相应的客观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8]20。剧中,“梅”的母亲正是在吃晚餐时眼前突然出现耶稣幻象;“头”在不改变位置的情况下出现三种交织的而又自我流溢的声音,显然已经超出了本身的控制范围。感知觉是心理活动过程的初级阶段,在感知障碍中,幻听与幻视又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症状之一。从剧中内容可以看出,“梅”母女俩的生活都十分孤独;头的孤独也在它对自己过去生活碎片化的玩味中流露出来。“梅”母女俩与“头”在与荒诞现实、孤独人生的对抗中变成了精神疾病患者。(2)人格障碍。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行为模式”[8]192。精神病学上提及施虐—受虐关系时通常针对的是性心理异常。波卓与幸运儿之间的关系显然与性无关,但这不能否认二者在虐待与被虐待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稳定的关系。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深入讨论了施虐与受虐现象,指出自弗洛伊德始,赖希、霍妮等心理学家对与性无关的攻击倾向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霍妮更看到了受虐性冲动在神经症人格中的重要作用。弗洛姆最终提出,虐待与被虐待的冲动目的均在于从对抗荒诞生存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中解脱出来。他说:“正是由于无法摆脱个人的孤独,才与他人建立共生关系。这就是虐待狂倾向和被虐待狂倾向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所在。”[9]波卓和幸运儿身上存在的施虐与受虐型人格障碍只不过是贝克特呈现的又一个对抗荒诞、逃离孤独的极端形式。(3)思维障碍。认同是人类常用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又称“自居作用”,“指自我尝试与某一对象潜意识地视为等同,借以减轻焦虑”[7]107。极端性认同可以导致妄想等思维障碍。贝克特戏剧作品中的人物便存在自身动物化想象。至于人何以以动物自居,我们在马克思和福柯那里都能找到答案。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像动物一样的生存。后现代哲学家福柯曾专门著书探讨“癫狂”。他发现,人类的谵妄想法千奇百怪:有人认为自己是玻璃,唯恐被人打碎;也有人认为自己是动物,模仿野兽的动作和叫声。而在19世纪前,人们一直认为“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的兽性的直接关系”[10]。兽性赋予癫狂患者比正常时期更强的抵抗力,使他们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因而,“动物化”似乎也是人类对抗外界时的一种反应方式。威利的爬行是有缘由的。温妮在叙述中提到一个四五岁便夭折的小女孩——米丽,似乎她在临死前曾倒退着爬下楼梯、独自玩耍,意外地丧了命。这小孩可能便是他们的女儿,她的身亡成为夫妇俩难以摆脱的阴影。威利的爬行行为便是源于女儿死亡景象的心因性妄想。他的动物化生存既是对女儿死亡原因的极端认同也是对自己动物化生存状态的极端认同,既表现了他对女儿的永难忘怀和自我惩罚,也是一种逃避现实,逃避存在的选择。他的爬行反映了他对生死命运的无能为力。洞便是他自我囚禁的物理表现。除妄想外,贝克特独角戏中的人物多数有思维奔逸、联想散漫或思维贫乏、思维阻隔等思维障碍。贝克特让我们看到,在对抗生存的荒诞中,人类的心灵究竟有多大承受能力。2.身体异常现象解析贝克特戏剧人物的异常心理现象反映了人类在荒诞世界面前的脆弱和无力。剧中还有大量衰老、残疾人物形象又该如何理解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贝克特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意见。贝克特认为,形式便是内容,内容便是形式。他曾说:“我对思想的形式感兴趣,……要紧的正是形式。”[11]79在内容与形式的同一问题上,贝克特运用得广泛而纯粹。在谈及贝克特的戏剧《美好的日子》时,马丁注意到“贝克特喜欢把一个人物固定起来,迫使他以口头说话的方式进行表达,他对戏剧在这方面的多种可能性十分着迷”[12]。比如三个女人同坐一条长凳(《来去》),把人埋在土堆里(《美好的日子》)等等。其实,除了这些四肢健全、正当壮年的形象外,贝克特还塑造了大量的残疾和年老体弱形象。照马丁的想法来看,这样做应该也是出于把人物固定在某一位置上以便喋喋不休的原因。但只要我们联系贝克特对内容与形式一致性的关注,就不应该只得出这个简单的结论。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贝克特戏剧人物的外形即是他们生存状态的外化,躯体功能的丧失和衰退是人类在外部环境面前感到无力并想退缩的直接呈现。人类在与外界遭遇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是有神护佑或有理性可倚靠的强有力的人。相反,他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弃儿,其能力不足以对抗外界。按照这种心理逻辑,人的躯体必然残缺或衰弱,以表达其行为能力缺乏或受限。经历了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人,多数都会感受到罕见的压力。安全感丧失,生活秩序混乱,信仰失落。世界变得陌生可怕,让人无从应对。人类用自身的行为造就了荒诞,使自己的灵魂无所皈依,却又无力对抗它,导致种种心理及行为的异常乃至精神疾病。崩溃或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联手残损与衰弱的外形,使得贝克特的戏剧作品宛如一幅长长的画卷,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展现了现代人对抗荒诞的悲壮场面。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也许这样的人才是最清醒、最真实的。[参考文献][1] SAMUEL BECKETT.that time [G]//Colleted Shorter Plays.New York:Grove Press,1984.[2](爱)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 [G]//贝克特选集.余中先,郭昌京,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274.[3] SAMUEL BECKETT.Waiting for Godot[M].New York:Grove Press,1954:28.[4](爱)塞缪尔·贝克特.美好的日子[G]//荒诞派戏剧选.施咸荣,金志平,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142.[5](法)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M].周熙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2.[6]杨昌龙.萨特评传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37.[7]陈力.医学心理学 [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3.[8]季建林.精神医学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9](德)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09-210.[10](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67.[11] BER O,STATES.The language of myth [G]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8:79.[12](美)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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