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中的医学与冷战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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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时的冷战社会，女性不仅需要符合母亲、主妇的社会身份，还必须顺从、温柔、穿着得体、清洁卫生，“女性的装束和衣服的细节成为衡量女性心理是否

当时的冷战社会，女性不仅需要符合母亲、主妇的社会身份，还必须顺从、温柔、穿着得体、清洁卫生，“女性的装束和衣服的细节成为衡量女性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11]212。埃斯特对女性服装规范并不热心，多次后悔自己在纽约购买了那么多不舒服、昂贵的衣服，不喜欢穿着时尚、俏丽的服装逛街、购物。在遇到康斯坦丁的苏联女同事时，她羡慕、期望她们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人生深感悔恨，“平生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废物。问题是，还没有自知之明”[4]63。在现实生活中，普拉斯有时认为自己的个性更趋向男性而不是女性。在遭遇马科袭击后，埃斯特对女性身份产生了更深刻的仇恨，站在纽约亚马逊酒店的楼顶，报复性地将自己所有的服装一件一件地抛洒、丢弃。被抛弃的衣物象征着被抛弃的女性身体、身份和社会规范。随后埃斯特在诊所见到了戈登大夫，当时她已有三周没有洗澡，没有更换衣服，整个人都发出一种酸溜溜的气味，这为戈登大夫给她贴上精神病标签提供了依据。

追求女性和事业成为普拉斯和埃斯特共同无法解决的矛盾，诗人、贤妻、良母这三重身份对她们两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桑德拉·吉尔伯特认为女人只有在摧毁自己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摆脱女性角色[12]。琼成为一个纯洁埃斯特的化身，“琼是过去我光彩夺目、精华部分的翻版，专门用来尾随我，折磨我”[4]175。琼的死亡意味着作者过去贞洁生活的结束、反抗父权的失败，预设了普拉斯的结局。

二精神病院与电椅事件

斯皮瓦克认为，无论诊所、精神病院、大学还是监狱，都掩盖着更大的帝国主义叙事[13]。精神病医院是实现帝国政治目的、权力和社会改革的试验基地，是帝国的缩影。故事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精神病院，如巴迪就读的医学院、肺结核疗养院、精神病私人诊所、私立医院、市立医院等，环环相扣形成程序严密的权力网络。医院不仅是个医疗机构、行政机构，还是半个司法机构，因为它处于警察和法院之间，是平行于法院的第三种压迫秩序。整个社会与精神病院在权力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后者不过是前者的缩影。医患之间在权力、权威和知识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14]138。帝国文化赋予了医生对病人凝视和审视分析的权力。病人们如陈列在医院实验室玻璃瓶里的死胎，被医生凝视、分析和解剖。埃斯特、琼等被医生或实习生们如同动物园新来的动物般围观、审视、盘问，以致琼在医院被凝视时抗议道，“这不公平”[4]152。反精神病学认为，精神病院或者收容所是一个使患者幼稚化的封闭体系[6]364，阴暗、压抑、单调、没有生气，类似于阴冷封闭的监狱。吉尼亚夫人的私立医院设在地下的电疗室，神秘复杂，地道、地沟交错纵横。

小说名The Bell Jar中bel在19世纪美国文化中指舞会中最美的、被无数人追求的女人[15]， Jar是透明的、试验用或家用盛放腌制食品的器皿等。一方面Bell Jar被隐喻为禁闭女性的瓶子，隐射令人窒息压抑的美国父权社会。吉尼亚私人医院中如钟形罩般大小贝尔沙兹楼(Belsize)、无门窗的戈登大夫诊所等都隐射美国公民狭小、窒息，缺乏自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1961年底苏联和美国相继在大气层测试原子弹，普拉斯因此多次谈到孩子们的牛奶和核灾难、核测试，Bell Jar隐喻了美苏两国大气层的核实验造成空气的窒息，就像被浸泡在实验瓶里的标本，孩子缺乏自由生存的空间。

精神医院控制病人并根据健康程度、治疗计划进行分类。吉尼亚私人医院包括韦麦克楼(Wymark)、开普兰楼(Caplan)、贝尔沙兹楼(Belsize)都有其喻意，作为缩略形式的叙事，命名折射出一种文化价值观和认识论。病情严重需长期治疗的住韦麦克楼(Wymark),mark是标识、标签、做记号的意思，意指精神病人标签；病情改善后并愿意服从医院安排的住在开普兰楼(Caplan)，plan是计划的意思，暗指病人将按计划接受电休克疗法、脑白质切除手术等，“在开普兰，许多女人接受休克疗法”[4]176。最后病人逐渐康复住进贝尔沙兹楼(Belsize)，隐喻微型的美国社会。

某种意义上现代医学都是一种对身体的垄断和殖民[16]。二战后，美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推动医学科技的迅速提高，医院里使用各种高新技术殖民身体，譬如避孕手术、子宫帽、电疗、脑白叶切除手术、分娩、休克疗法等。这些新型现代医疗技术强化了作品的控制主题。60年代电疗法是冷战时期精神病学最突出的特征，又称电休克疗法(ECT)。它以定量电流通过患者头部，产生暂时性休克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埃斯特先后接受了戈登和诺兰两位大夫的电疗。在戈登大夫诊所埃斯特感觉“世界末日”一般，接受诺兰大夫电疗后，情况好转，如重获新生。休克疗法的目的是使病人情绪回归正常，循规蹈矩、安于现状，丧失反抗精神，“使人安静、遵守秩序、不捣乱”，成为当时治疗躁狂抑郁症和重症抑郁症的首选。但反精神病运动认为电刑是20世纪中期帝国为排除异己、消除反抗、打压敌对势力的一种惩罚手段。肖瓦尔特研究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作品后发现，电击、化疗等方式是对具有反抗意识女性的象征性惩罚[11]210，类似于家庭暴力，“有些丈夫殴打妻子，或者将他们的不满意付诸医疗，让医生为他们服务”[17]。电刑和电椅在英语中都是单词Power，说明两者具有同样的控制效用。因此作者被认为是一位关注冷战政治的文化批判大师。在一次采访中，她就声明自己热切关注当前政治[18]。小说开篇也谈及了卢森堡电椅事件，“我老是禁不住去琢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4]1。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1/0420/6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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