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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干预在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公众污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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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家庭类型、心理问题情况、愿意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情况、是否与精神病患者接触,共7个条
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家庭类型、心理问题情况、愿意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情况、是否与精神病患者接触,共7个条目。
1.3.2 精神病公众污名量表 由Mak等[9]编制,使用Likerts 6级计分,共21个条目,主要测试人们对精神病患者态度及行为的情况,由污名和接纳两个量表构成;污名量表共12个条目,主要测试人们对精神病患者污名的态度,得分越高说明污名的态度越严重,Cronbach’α系数为0.89;接纳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共9个条目,主要测试人们对精神病患者接纳的情况,得分越高说明人们越愿意接纳患者。本研究预实验得出精神病公众污名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9,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3、0.81,重测信度分别为0.91、0.82、0.81。
1.3.3 社交距离量表 由Schulze等[10]编制,共12个条目,主要用于测试学生们与精神病患者的社会距离;在参考Chan等[11]的修改意见基础上,由研究者翻译而成,并进行了信效度的检测。形成了有11个条目的社交距离量表,包括正反两种条目,采用Likerts量表6级计分法,得分越高,预示学生们与精神病患者的社会距离越远;本研究预实验测得社交距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5,重测信度为0.88。
1.4 资料收集的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分别在干预前、干预后即刻、干预后1个月及3个月进行收集;其中,干预后3个月资料收集是采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其他4次均在现场当面收集。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建立数据库,统计描述采用频数、均数及标准差,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及在不同时间点量表得分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t检验,对干预效果的评价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在不同时间点的公众污名及社交距离情况 见表1。
表1 两组公众污名量表及社交距离量表得分在不同时间点的比较±s) 分组别n干预前污名分量表接纳分量表社交距离量表干预后即刻污名分量表接纳分量表社交距离量表对照组553.43±0.592.95±0.593.09±0.543.20±0.572.86±0.582.89±0.64观察组553.55±0.632.94±0.623.20±0.642.82±0.642.52±0.612.54±0.66t-1.1190.036-0.9523.3633.0482.761P0.2660.9720.0030.0010.0040.024组别n干预后1个月污名分量表接纳分量表社交距离量表干预后3个月污名分量表接纳分量表社交距离量表对照组553.08±0.582.78±0.562.79±0.662.98±0.542.67±0.592.72±0.68观察组552.74±0.642.45±0.622.48±0.642.63±0.662.37±0.652.40±0.63t2.8722.9032.4733.0882.2852.336P0.0050.3430.0070.0030.0150.020
2.2 干预前后两组污名、接纳和社交距离量表得分情况 团体干预效果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时间因素或干预因素引起污名、接纳及社交距离量表得分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得分在时间效应和干预效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0.01)。见表2。
表2 两组污名、接纳和社交距离量表得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项目时间主效应FP干预主效应FP交互效应FP污名分量表18.6570.0007.3120.00822.0120.000接纳分量表10.8320.00012.8790.00011.3830.000社交距离量表21.0890.00018.0050.00014.5390.000
3 讨论
3.1 团体干预能够改变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污名的态度 干预结果表明,团体干预能够改善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患者污名的态度。这与既往的研究[8,11-12]的结果大致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本干预是在反对公众污名教育的基础上,采用团体主题干预方法,联合使用接触包括通过观看视频接触、与康复期精神病患者互动、临床病房学习等多种形式,更易于促使研究对象态度的改变。(2)研究对象的年龄在19~24岁,处于青年期,更易接受团队中其他人的说服和观点,有利于改变态度[13]。(3)在于本次活动采取的形式,参与的同学均对活动感兴趣,有较强的动机,从教学心理学的角度,兴趣和动机能够具有加强学习的作用[14]。
3.2 团体干预能够促进护理专业学生对精神病患者的接纳 究其原因,可能与本研究在“走近精神病患者”阶段,邀请与研究对象背景相似的康复期精神病患者,通过同伴教育更容易引起研究对象的共鸣,促使其接纳精神病患者有关。朱非等[15]把同伴教育用于大学生同性恋反歧视中,证实了其效果,也说明了本研究的结果;也可能与在临床学习阶段,要求学生与患者进行座谈并对其实施健康教育有关,通过与患者的交谈与接触使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对精神病患者具有危险性及暴力倾向的刻板印象,进而规范自己的主观信念,愿意接纳患者,这一点在干预结束后研究对象的总结发言中也得到了证实。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0/1112/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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