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医学是完整的精神病学不可缺少的部分(2)_国际精神病学杂志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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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医学是完整的精神病学不可缺少的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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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人文医学和精神医学共同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对患者身份的人文考量，解决如何使更多的患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的现实问题。精神科的临床工作中医生最先遇到的问题往往是患者拒绝治疗，要求出院的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基本上是不认可自己生病了，精神病学专门用“无自知力”来定义这样的情况，并作为疾病严重程度的参考标准之一。由此而派生出“非自愿住院”，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被精神病”的社会问题。“一个不认为自己有病的人为什么要被送去看病？”患者的家属也常常左右为难，不治疗无法正常生活，治疗又恐招致患者的怨恨。《精神卫生法》无奈地使用了“发生或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险，或者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这样拗口的表述作为强制住院的前提条件。实践中当精神疾病患者到达伤人或自伤的程度时，往往病症已相当严重，以善为目的的救治该在什么时候介入，目前生物医学并不能给出答案。人文医学认为身体既是生理的存在，又是心理的、社会的存在；疾病既是自然的、病理的过程，也是文化的、历史的过程，从人文医学的这个角度认识精神病患者身份辨析的影响因素，既有生物医学、精神医学的标准，也有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社会文化和医学人文的考量。

3 精神医学的呼唤：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人文关怀

人文医学以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人文关怀为研究对象，这恰恰是生物医学、精神医学所迫切需要的。

首先，患者的感受是人文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每一例患者都会出现的问题，如患者挥之不去的“病耻感”。目前精神科药物的治疗以对症治疗为原则，重点在症状控制而无法做到消除病因，尚达不到所谓“根治”。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需要长期稳定服药，甚至终身服药，尤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如精神分裂症、难治性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长期服药稳定治疗已是精神科治疗过程中的共识，多项国内外研究已经证实服药依从性好坏直接决定患者正常社会功能的恢复情况。但现实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患者私自减药、停药后病情复发，因此常常被反复送入院。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和歧视仍存在，患者的病耻感强，“生病了才需要吃药，病好了为什么还需要吃药？服药就是精神病人，不服药就没有病”。很多患者认为如果自己一直服药，精神病人的身份就无法摆脱掉，往往希望通过尽快停药来证明自己已经恢复正常了。另一个原因是精神科药物尚普遍存在副作用，口干舌燥、乏力、嗜睡、心动过速等，目前的治疗手段尚不能让所有患者完全消除副作用。一线医生常常面对患者的疑问“为什么要坚持吃会让自己不舒服的药？”甚至称“吃药让我觉得头晕脑胀，我都不是我自己了，我宁愿生病做我自己。”这样的患者亦屡见不鲜。类似生病吃药这样的基本问题尚是精神科的难题之一，精神病学的实践无法回避“关注患者身体的感受，倾听患者身体的呼声”这一命题。依照人文医学患者感受的理论，精神病患者的感受是其身体个体的、独特的、无法抹除、无法替代甚至是难以言说的体验。精神病患者活在他的感受世界中。在生物医学目前尚无法很好地解决“根治”以及副作用的当下，期待人文医学在消除社会和患者本人的病耻感上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资源，指引解答如何减轻、消除病耻感提高依从性的难题。

其次，治疗后患者如何回归社会是精神医学的重要问题，更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实施问题。精神科将恢复社会能力作为疾病恢复的重要评价指标，目前尚存在诸多困难。突出存在的问题有三：其一，目前我国精神科治疗主流以封闭住院治疗为主要治疗方式，精神科住院期间患者必须服从医院的日常生活管理，院内生活相对单调，即便是在大力开展康复治疗的沿海发达地区的笔者所在医院，也尚达不到有充足的人员和设施使得患者在住院治疗的同时能很好地完成社会功能的康复。短则4周～6周，长则数月被管理的生活经历使一部分患者对自身产生“医源性”自卑感。普通医院统一的病号服因为有行动的自由对患者尚不构成不适感，可是精神科医院统一的病号服加上铁栏杆和严格的监管，使很多患者陷入恐惧，多位患者家属反映“走进住院病房就感觉很压抑，很像是监狱，正常的人住院一段时间怕是都要疯了”。如何既保证治疗，又能有更舒适的治疗环境？欧美发达国家也在建立或是废止大型医院的社会政策方面不断尝试。如何取长补短，急需要人文医学的建议。其二，目前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为照顾管理重症患者的生活，将重症患者登记在社会管理系统中的政策正在逐步实施，这项起源于香港对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的防范性法规，在监管患者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医疗、生活援助，无疑构筑了精神患者的安全线，可是因为生病而不是犯罪而被登记管理造成了部分患者极大的心理压力，感觉是社会的“另类人，被监管对象，有害的人，无法管理自己的人”，这样的身份遭受社区民众的排斥构成了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障碍之一。2018年深圳市宝安区在分配公租房时，将17户租户的公示信息备注为精神残疾(17户精神残疾家庭中有15户是自闭症儿童家庭)，未曾想引起了其他社区居民的抗议、强烈拒绝精神病患者的搬入，这一事件无疑是人文的悲哀。其三，出院后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否正常婚姻生育，是临床医生每每被咨询的问题。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政府通过的《遗传病后裔防治法》是精神科医生所不能忘记的黑暗一页。该法律强制规定：“任何患有遗传疾病的人都将接受外科手术绝育。”其制定的“遗传病”列表中包括有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二战后该法律遭到全面批判，可是对于治疗后的精神疾病患者，婚姻暂且不谈，就生育问题而言，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精神科医生通常都会不建议其生育。目前医疗实践中基于生物医学尚不明确遗传机制的现状，医生通常会尊重患者本人及其配偶的意愿，不做干涉，这无疑是人文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