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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洛丽塔——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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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洛丽塔》(Lolita),我们已经不便过多地谈论:道德家就站在我们身后,顺手就可以剥我们的皮。连小说家自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化名为小约翰·雷博士,所作的序言,也
关于《洛丽塔》(Lolita),我们已经不便过多地谈论:道德家就站在我们身后,顺手就可以剥我们的皮。连小说家自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化名为小约翰·雷博士,所作的序言,也不得不指认这部小说“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并进而提请读者注意小说中所有的角色,这些角色提醒我们“危险的倾向”和“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下引诗文,凡未注明,均见此书。]。很显然,我们的小说家,哪怕隐身于一个化名,也仍然对那些潜在的道德家心存畏惧。这一点特别好玩:小说家只能通过小说人物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幻想,当他终于完成全书,就会亲手扼死这种梦游,退后一步,举手投降,一下子变得索然无趣。然而,作为一个讲真话的读者,特别是讲真话的成年男性读者,我们得承认,这一堂思想品德课是无效的,我们甚至得承认,这危险,这邪恶,盛来了全部诗意。“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这就是故事的开篇,我们看到,从开篇,来自巴黎的亨伯特·亨伯特先生——小说的主人公——轻易地就取代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先生。如果继续下去,亨伯特和“性感少女”的日日夜夜将会不断流注我们,就像“一滴难得的蜂蜜倒确实落进了橡果的壳斗”——当然,偶尔,我们脑子里也会浮现出纳博科夫那伪装的苛颜。
但是,这篇小文所要关注的,恰好不是洛丽塔,不是古老的欧洲如何诱奸年轻的美国,或者说年轻的美国如何诱奸古老的欧洲,而是围绕洛丽塔展开的,附着在故事之上的,魔术般的文体学奇迹。你以为是亨伯特在贫嘴吗,不,是纳博科夫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叙述模式。两者都是诗人:洛丽塔就是那个漩涡。层出不穷的杜撰、隐喻、双关、谐音、戏拟、互文、拆字和造词修辞格,如此贴切地配合了情节的推进而又一点都不捎带文字游戏的匠气:单就这一点而言,《洛丽塔》即便比之于伟大的《石头记》——啊,贾雨村,甄士隐,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纳博科夫的俏皮话满纸游弋,目不暇接,且让我信手拈来一段,“我不是任意糟践一个孩子的性精神变态的罪犯。强奸犯是查利·霍姆斯。我是治疗专家——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微妙的间隔。”强奸犯,rapist;治疗专家,therapist:“这个强奸犯”就是“治疗专家”。当你通读全书,就会不止一次地遭遇对这个词和其他词的奇妙拆造,以及能够内在地暗示和深化故事情节的人名、地名、食物名和旅馆名。这一点,我也不准备再作解说。我所要细细探究的,乃是穿插在此书中的零碎的诗学——我只能暂时称之为“洛丽塔诗学”——辨析这些诗学到底是亨伯特的观点,还是纳博科夫的观点,换言之,辨析这些诗学是小说人物自我表达的结果,还是小说家自我表达的结果。
诗人亨伯特对古罗马和古波斯充满了向往:这是我的猜测,或者说发现。因为,这是两个享乐主义时代,或者是纵欲时代,也完全可能是性感少女时代。亨伯特在这两个时代找到了古代诗人典范。我们已经得知,亨伯特不止一次这样呼唤洛丽塔,“最特别的就是她,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使得作者古老的欲望具有个人的特色,于是,在所有一切之上,只有——洛丽塔”,这是模仿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对其情人蕾丝比亚的呼唤,“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诗海》,飞白编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卡图卢斯,亨伯特还对普洛佩提乌斯,以及贺拉斯歌颂十六位妇女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吾道不孤的亲近感。至于古波斯诗人,那是经过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翻译出来的莪默·伽亚谟,他的《鲁拜集》。我们看到,这一次,亨伯特几乎喝醉了,杜松子酒和洛丽塔在他的脑子里跳来跳去,然后,小说里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让人特别惊诧的词组,“血红色的斑马啊”。血红色,incarnadine,正是菲茨杰拉德在译诗中使用的爱词。如果这个细节不够确定的话,那么,亨伯特还会在后文中表达得更加清楚,“睡眠像一朵玫瑰,正如波斯人所说的那样”,——这已经是第二次暗引《鲁拜集》了,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不久,我们还会注意到亨伯特对但丁和彼得拉克的赞美,因为但丁在佛罗伦萨的一次私人宴会上爱上比阿特丽斯时,她只有九岁,穿着一袭深红色的连衣裙;而彼得拉克爱上劳丽恩时,她也只有十二岁,在风、花粉和尘土中奔向一片美丽的平原。亨伯特对他们的赞美,让我们心存疑惑,这是对诗人的赞美,还是对性感少女情结的赞美呢?或者说,正是性感少女情结造就了诗人?对亨伯特而言,这或许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关乎此,我们还有另外的证明材料。早在巴黎教书时,亨伯特就十分崇拜美国诗人爱伦·坡,他常常亲热地直称后者之名,“哈里·埃德加”。埃德加二十七岁时与他不足十四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结婚,并在佛罗里达州的彼得斯堡度过蜜月。亨伯特毫不迟疑地将他推为“诗人中的诗人”,后来,我们的亨伯特甚至自称“埃德加·亨·亨伯特”。可是亨伯特的学生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将poet讹为popo,将神圣的埃德加称为“波波先生”。这让我们啼笑皆非,因为popo,在法国民间乃是“屁股”之意。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0/0713/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