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洛丽塔——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札记(6)_国际精神病学杂志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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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洛丽塔——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札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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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亨伯特并不存在，亨伯特之诗事实上都出自纳博科夫之手。然而亨伯特之诗真是纳博科夫之诗吗？相似的问题是，薛蟠之诗，抑或林黛玉之诗，难道真是曹雪芹之诗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好回答：那个“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作者，真是“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蔡义江著《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02、214 页。]的作者吗？从某种角度讲，曹雪芹只是一个代笔者。纳博科夫也是如此：他只是亨伯特的代笔者。亨伯特的角色心理和身份特征，对纳博科夫形成了严厉的规定：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只能模拟亨伯特的想法来写。如此，这些诗，就成了亨伯特对纳博科夫的反强加。奇妙的是，纳博科夫的写作居然藉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当然已经发现，这些诗比纳博科夫本人的诗更具深情和快感，更加自由和开放。代笔者纳博科夫，就这样轻易地洞穿了个我写作的层层束茧，转瞬之间发生蝶变：亨伯特之诗原本不过是游戏之作，结果意外地上升为别开生面的美学创造。

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分层到此结束。这笔糊涂账，还将继续给我们带来烦恼。谁的洛丽塔？这将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乐趣永远来自于计算，而不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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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丽塔》（Lolita），我们已经不便过多地谈论：道德家就站在我们身后，顺手就可以剥我们的皮。连小说家自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化名为小约翰·雷博士，所作的序言，也不得不指认这部小说“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并进而提请读者注意小说中所有的角色，这些角色提醒我们“危险的倾向”和“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下引诗文，凡未注明，均见此书。]。很显然，我们的小说家，哪怕隐身于一个化名，也仍然对那些潜在的道德家心存畏惧。这一点特别好玩：小说家只能通过小说人物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幻想，当他终于完成全书，就会亲手扼死这种梦游，退后一步，举手投降，一下子变得索然无趣。然而，作为一个讲真话的读者，特别是讲真话的成年男性读者，我们得承认，这一堂思想品德课是无效的，我们甚至得承认，这危险，这邪恶，盛来了全部诗意。“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这就是故事的开篇，我们看到，从开篇，来自巴黎的亨伯特·亨伯特先生——小说的主人公——轻易地就取代了来自圣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先生。如果继续下去，亨伯特和“性感少女”的日日夜夜将会不断流注我们，就像“一滴难得的蜂蜜倒确实落进了橡果的壳斗”——当然，偶尔，我们脑子里也会浮现出纳博科夫那伪装的苛颜。

但是，这篇小文所要关注的，恰好不是洛丽塔，不是古老的欧洲如何诱奸年轻的美国，或者说年轻的美国如何诱奸古老的欧洲，而是围绕洛丽塔展开的，附着在故事之上的，魔术般的文体学奇迹。你以为是亨伯特在贫嘴吗，不，是纳博科夫在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叙述模式。两者都是诗人：洛丽塔就是那个漩涡。层出不穷的杜撰、隐喻、双关、谐音、戏拟、互文、拆字和造词修辞格，如此贴切地配合了情节的推进而又一点都不捎带文字游戏的匠气：单就这一点而言，《洛丽塔》即便比之于伟大的《石头记》——啊，贾雨村，甄士隐，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纳博科夫的俏皮话满纸游弋，目不暇接，且让我信手拈来一段，“我不是任意糟践一个孩子的性精神变态的罪犯。强奸犯是查利·霍姆斯。我是治疗专家——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微妙的间隔。”强奸犯，rapist；治疗专家，therapist：“这个强奸犯”就是“治疗专家”。当你通读全书，就会不止一次地遭遇对这个词和其他词的奇妙拆造，以及能够内在地暗示和深化故事情节的人名、地名、食物名和旅馆名。这一点，我也不准备再作解说。我所要细细探究的，乃是穿插在此书中的零碎的诗学——我只能暂时称之为“洛丽塔诗学”——辨析这些诗学到底是亨伯特的观点，还是纳博科夫的观点，换言之，辨析这些诗学是小说人物自我表达的结果，还是小说家自我表达的结果。

诗人亨伯特对古罗马和古波斯充满了向往：这是我的猜测，或者说发现。因为，这是两个享乐主义时代，或者是纵欲时代，也完全可能是性感少女时代。亨伯特在这两个时代找到了古代诗人典范。我们已经得知，亨伯特不止一次这样呼唤洛丽塔，“最特别的就是她，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使得作者古老的欲望具有个人的特色，于是，在所有一切之上，只有——洛丽塔”，这是模仿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对其情人蕾丝比亚的呼唤，“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诗海》，飞白编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卡图卢斯，亨伯特还对普洛佩提乌斯，以及贺拉斯歌颂十六位妇女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吾道不孤的亲近感。至于古波斯诗人，那是经过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翻译出来的莪默·伽亚谟，他的《鲁拜集》。我们看到，这一次，亨伯特几乎喝醉了，杜松子酒和洛丽塔在他的脑子里跳来跳去，然后，小说里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让人特别惊诧的词组，“血红色的斑马啊”。血红色，incarnadine，正是菲茨杰拉德在译诗中使用的爱词。如果这个细节不够确定的话，那么，亨伯特还会在后文中表达得更加清楚，“睡眠像一朵玫瑰，正如波斯人所说的那样”，——这已经是第二次暗引《鲁拜集》了，对此我们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