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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洛丽塔——洛丽塔诗学的叙述学札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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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博科夫曾说,“我的亨伯特这个人物是个外国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除了性早熟女孩这一点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我与他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个话值得
纳博科夫曾说,“我的亨伯特这个人物是个外国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除了性早熟女孩这一点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我与他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个话值得反复玩味。纳博科夫所谓“性早熟女孩”,亦即亨伯特所谓“性感少女”。纳博科夫用一个冰冷的术语取代了亨伯特那热烈的赞语,借此表明两者嗜爱之异。但是我很怀疑纳博科夫的诚实,他这样说,是不是置亨伯特于不顾,转而从道德上为自己开脱呢?我不相信,一个不是亨伯特的人,能够写出如此刻骨铭心的亨伯特;一个没有性感少女情结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活色生香的洛丽塔。
退一万步说,即便在性感少女这个问题上,作者与叙述者(亨伯特)真有不同的观点,那也仅仅意味着,对于但丁、彼得拉克和爱伦·坡,两者可能会分别给出不同的赞赏理由。
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洛丽塔诗学就是纳博科夫诗学,或者说,洛丽塔诗学就是纳博科夫对亨伯特的强加。
现在回到纳博科夫。
1899年,纳博科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1919年流亡德国,后来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中国诗人徐志摩于1921年进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两人参差同校。1922年开始在柏林和巴黎的文学生涯。1940年移居美国,1955年出版《洛丽塔》。1961年迁居瑞士,1977年病逝,墓碑镌文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家”。
这个镌文不一定得到过纳博科夫本人的首肯。因为,他不唯是作家,还是诗人,曾先后出版过《串珠集》、《山路》、《1929-1952年诗集》、《诗歌与问题》等多部诗集。他有一首诗,说从天堂回来,找到了旧屋子,哭泣的门,蔚蓝小窗户上的一团蒲公英,卡累利阿桦木沙发,以及玻璃下面蝴蝶的家,然后他写到,“我将再度成为尘世的诗人:桌子上摊开了练习簿”[《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汪剑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300页。],——由此可见,当纳博科夫被公认为杰出的作家,他自己,也许更愿意做一个静悄悄的诗人。
纳博科夫的诗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爱情,湖泊,太阳,月亮,云朵,梦幻,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明喻。毫无疑问,这些诗不具有那个时代所迸发出来的现代性特征。我有个观点,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风格正变与风格奇变的交替史,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勃兴就迎来了新一轮的奇变期。纳博科夫的诗滞后一步,挽留了十九世纪正变期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是他的小说,无疑乃是奇变之奇变:充满了倾斜、跳跃、诡异、迷醉、白热化、神经质、异想天开和无暇他顾,设置了大量两人化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意义死角,——很多时候几乎完全不理会读者。到了今天,用我们饱受现代主义洗礼的眼光来看,他的小说甚至比他的诗更像诗。
倒是小说人物亨伯特的那些游戏之作,具有二十世纪的某些特征。我们不会忘记,亨伯特曾经把洛丽塔在拉姆斯代尔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名单——里边有多少性感少女啊——视为一首诗。洛丽塔,当然,也就是“多洛蕾丝·黑兹”,前后两个同学,前面的“罗斯”和后面的“罗莎琳”,都是“玫瑰”之意,亨伯特就把她们称之为洛丽塔的“玫瑰护卫”。这张普普通通的名单,立马就被亨伯特 “创造成”一首诗,——这真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做派。当然,在整部小说中,亨伯特还曾写下数首诗歌,或是诗歌片断,一边唐突前贤,一边泄露自我。比如,他所写下的“冯·库尔普小姐”片断,就是对T.S.艾略特《老年》一诗若干行的剪拼。还有“圣徒,的确!当褐色皮肤的多洛蕾丝”片断,则是对布朗宁《西班牙修道院中的独白》一诗第四节的戏拟。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亨伯特这种游戏精神,他有两首较为完整的诗,让他可以被称作诗人。一首是为奎尔蒂下达的韵文判决书,他要求奎尔蒂大声朗诵一遍,然后就枪毙了这个朗诵者。另外一首,是在此前,他弄丢了洛丽塔,住在魁北克一家疗养院里,在那儿度过了那年冬天余下的时光和第二年春天的大部分时光,其间完成的韵文寻人启事。那真是绝妙的文字,充满了甜蜜、猜忌、嫉妒、痛苦、寂寞和悲凉,大量具体可感的物象,比如汽车、棕榈成荫的海湾、自动唱机、磨损的牛仔裤、破了的圆领运动衫、名叫“绿日”的古老香水、亮着灯的铺子、短袜和朦胧的灰色目光,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撒落在全诗的每一个角落,让这种无计可消除的爱情获得了清晰可辨的独特徽记。除了这种历历在目的细节感,还有那心如死灰的结尾,“余下的只是铁锈和星尘”,让人过目难忘。对此,亨伯特自己也不免有几分得意,他说,“用精神分析法来看这首诗,我发现它真是一个狂人的杰作”,——他一边赞美自己,一边再次揶揄弗洛伊德。很显然,这则韵文寻人启事,正是典型的“只写给一个人”的诗。只写给一个人,这种想法如此彻底如此决绝,以致此诗终于可以写给任何人。这正是写作的坦途。
文章来源:《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网址: http://www.gjjsbxzz.cn/qikandaodu/2020/0713/367.html